1945年第二次大戰結束,中華民國以戰勝國身分參與聯合國,甚至躋身五常任理事國之列,國際地位無比崇高。然而,由於在國、共內戰中失敗,1949年大陸淪陷,中央政府退據臺灣,同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,宣稱代表中國,形勢逐漸逆轉。第一階段是優勢期(1949∼1971),國民政府因在聯合國代表全中國,秉持「漢、賊不兩立」之一個中國政策,亦獲得多數國家之承認。第二階段是劣勢期(1972∼1987),由於中共之有效控制大陸與日益壯大,國際社會乃轉向承認它代表中國,1971年底聯合國通過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,此後中華民國之國際地位逐步降低,甚至陷入孤立困境。第三階段是並存期(1988迄今),在1988年李登輝繼任為總統後,逐步推動兩岸並存政策,企圖脫困,然而迄今仍在掙扎中。
(一)優勢期:「漢、賊不兩立」與「中國代表權」保衛戰(1949∼1971)
1949年,國民政府退守臺灣後,以臺北為戰時首都,以反攻大陸為國策,宣稱仍代表中國,並採行「漢、賊不兩立」政策,認定中共為偽政權。
初期由於1950年韓戰爆發,聯合國認定中共為侵略國,美國與中共交戰,停戰後自由世界與共產集團亦形成對峙之局,國際情勢對國府仍有利,是以中國代表權得以確保。
然而,國民政府反攻大陸、統一中國之願望久久未能實現,反之,中共在大陸之統治則日益鞏固,並以中國唯一代表自居,發動外交攻勢以孤立中華民國。因此,中華民國代表中國之合法性、正當性逐漸動搖。
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,11月15日外交部長周恩來致電聯合國秘書長賴伊(Trygue Lie)、大會主席羅幕洛(Carlos Romulo),聲稱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「唯一合法政府」,要求取消中華民國的一切權利。11月25日,聯合國大會政治委員會討論中華民國所提之控訴蘇聯侵略中國案,但蘇聯代表維辛斯基(Vyshinsky)反而搶先發言,主張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,開啟「中國代表權」之長期論爭。1950年1月8日,中共致電聯合國秘書長及安全理事會各國代表,要求取代聯合國機構中之中國代表地位。1月10日,蘇聯代表馬立克於安全理事會第459次會議中,正式提議排斥中華民國政府派駐該理事會中之合法地位,遂發生所謂中國代表權問題。1月20日,中共以外交部長名義致電聯合國秘書長、各會員國及安全理事會,謂已派出中共代表,以及國民黨代表何時可以驅逐。
1950年5月韓戰爆發後,美國與中共對峙,舒緩中華民國之危機,安全理事會否決蘇聯之「排我納共案」。9月19日,聯合國大會第五屆常會決議,將中國代表權問題交由加拿大、印度、菲律賓等七國委員會研究。10月16日,委員會依菲律賓代表提議,決定擱置本案。
1951年11月6日,聯合國大會第六屆常會在法國巴黎召開,蘇聯代表提出將中國代表權列入議程。11月10日,聯合國總務委員會審查蘇聯提議的項目時,泰國代表提出緩議案,不考慮「排我納共」之任何建議,此即緩議案的由來。此後至1960年,均由於各種因素,以「緩議」的方式解除「中國代表權」危機。
然而,韓戰結束後,東西對抗情勢緩和,對中華民國之代表權漸趨不利。聯合國會籍原為選擇性的,自一九五五年後,改採普遍性原則,中共自然有權加入,但因事涉國、共唯一中國代表權,問題難以解決。一九六一年,發生外蒙古與茅利塔尼亞同時入會案,中華民國為阻外蒙入會擬動用否決權,美國不贊同,為爭取國府放棄使用否決權,乃將「排我納共」案由「緩議」改為「重要問題事項」方式,以確保我會籍。換言之,聯大在表決排除中華民國的實質案時,必須依照憲章第18條規定,由三分之二的多數才能通過。
在1960年代,美國的對策是在不能排除中華民國的條件下,同意中共參加聯合國。然而儘管美國費盡心機,不斷勸使國民政府接受大多數會員國所同意的雙重代表制,但蔣介石總統不為所動,仍堅持「漢、賊不兩立」原則,不與中共並存。另一方面,中共則步步進逼,亦聲稱是中國之唯一代表。1965年9月29日,中共外交部長陳毅宣稱:「即令聯大開除中國國民政府之代表權,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代表權,中華人民共和國仍不願參加聯合國;聯合國必須澈底改組與改造。」
由於國共雙方均堅持自己是唯一代表,迫使國際社會必須二者擇一,而由於中共已長期有效統治大陸,各國逐漸捨棄中華民國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。1970年11月20日,第25屆聯合國大會表決中國代表權,美國等所提出的「重要問題案」與阿爾巴尼亞所提的「排我納共」案之間,首度出現兩票逆差,預示危機之來臨。然而蔣總統仍電示外交部長魏道明,「漢、賊不兩立」政策絕不容改變。此種政策顯示蔣氏為維護其統治臺灣之正當性與合法性,不顧瞭解國際現實,亦不符做為世界領袖之美國的國家利益,於是,在尼克森總統顧問季辛吉主導下,美國對中國政策急轉直下。
1971年10月20日,聯合國大會開會前夕,季辛吉飛抵北京,會晤中國總理周恩來,原本支持雙重代表權的國家因而態度動搖。果然,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以76:35,17票棄權之比例,通過阿爾巴尼利亞所提的議案,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的「中國」席位。中華民國代表團在進行表決時離席,並宣布退出聯合國。
此為國府遷臺以來之最大挫折,蔣氏打回大陸、統一中國之夢想正式告終,隨之而來的則是在臺政權之生存問題。為因應變局,1971年10月26日,蔣介石發表「告全國同胞書」,要求國人支持政府,「處變不驚,莊敬自強」。
至於兩岸關係,在此期間是敵對的,並不時有緊張事件發生,包括臺灣海峽之熱戰。第一次危機是在1954 ∼1955年。1954年8月1日,中共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發布「解放臺灣」公告,9月3日起對金門發動大規模砲擊,美國對是否參與戰事、涉入多深頗為困擾。美國基本上願意保衛臺灣、澎湖,但反對駐軍金門、馬祖等外島,為澈底解決國共對抗問題,乃於1954年12月2日與國府簽訂「中(臺)美共同防禦條約」,明訂防禦範圍僅限於臺灣、澎湖。1955年1月10日,共軍轟炸大陳島,並占領一江山,美國乃採取不與共軍交鋒,但協助撤退軍民之策。
第二次臺海危機是在1958年。該年8月23日,共軍突然展開猛烈砲擊,規模空前,並宣稱「決心解放臺灣及大陸沿海諸島,並於近期登陸金門」。美國逼於形勢,雖不參戰,但派船艦護送補給品,並支援新武器,最後迫使中共宣布停火。10月23日,美國與國府發表聯合公報,一方面美國承認金門、馬祖與防衛臺澎之關聯,另一方面,國府被迫承諾統一中國之主要途徑是「三民主義,而非憑藉武力」,亦即放棄打回大陸之作法。
1961年甘迺迪就任美國總統後,基本上主張一中一臺,兩岸和平共存,因此規劃臺灣為「中華臺灣民主國」。但國府強烈反對,中共亦不接受,此案遂胎死腹中,兩岸之敵對狀態終歸無解。
(二)劣勢期: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壯大與「一個中國」之困境(1972∼1987)
中華民國之退出聯合國乃國民黨領臺以來的最大危機,而1979年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更是一大打擊,然而蔣氏政權竟能在驚濤駭浪中度過,並在1988年將總統職位和平轉入臺人手中,毋寧是威權體制國家中之異數。在此期間,主要有三大力量在角力,即國府與統一派、本土派、中共。
1971年底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,國際局勢急轉直下,世界各國紛紛轉而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之唯一代表,其中最居關鍵的是長期以來支持、援助臺灣的美國。1971年11月30日,中國(共)與美國同時宣布美國總統尼克森將訪問中國大陸。1972年2月21日,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中國,會見中共主席毛澤東,並與總理周恩來進行會談。2月27日,雙方發表「上海聯合公報」,最重要的內容是:美國認知(acknowledge)所有中國人皆認為臺灣屬於中國之一部分。此後雙方一步一步走上建交之路。
1978年底,臺灣舉行中央民意代表增補選時,美國總統卡特突於12月15日宣布,將於1979年1月1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完全的外交關係,並將於1979年12月31日終止美國與中華民國的共同防衛條約。此乃一青天霹靂,國府頓時失去長期盟友與後盾,在國際政治上幾乎完全被孤立起來。
不過,美國基於對臺灣人民的同情與反共、反獨裁的立場,對於臺灣的前途始終未做明確的宣示,甚至於堅持兩岸問題的解決,必須尊重人民的意願,並遵循和平方式。因此,在與臺灣斷交後,隨即立法保障臺灣之安全,並繼續支援臺灣增強防禦性軍力,以免受中共之武力威脅。1979年4月10日,美國總統卡特簽署「臺灣關係法」,與臺灣維持外交關係以外之各種關係。美國也信守承諾,實踐臺灣關係法所有條款。1983年2月28日,美國參議院進一步通過「臺灣決議案」,宣稱「臺灣的前途應和平解決,避免強制手段,並要採用能為臺灣人民接受的方式,而且要合乎國會制定的法案及美中(共)公報的一貫精神」。換言之,美國以「戰略性的模糊」(strategic ambiguity)方式處理棘手的「一個中國」問題,為自己留下轉圜的時間與空間。
中華民國在外交上的失利對本土派與統一派均產生衝擊,雙方積極尋求出路。海外之臺獨運動加快腳步,轉移陣地至島內,與本土派結合,推動民主化與獨立運動。國府在蔣經國主導下,亦策略性地加以運用,以保衛政權。1972年2月22日,日本「臺灣獨立聯盟」日本本部執行委員辜寬敏鑑於臺灣退出聯合國後之危機,脫離組織回臺以救臺。四月二日,臺灣青年獨立聯盟中央委員邱永漢亦歸國,參加慶祝蔣介石當選連任總統,並計劃在臺投資設廠。此後「黑名單」人物紛紛以各種管道返臺,追求獨立建國願望之實現。至於統一派,則有強烈的危機感,一方面全力打擊臺獨,另一方面有日益增多的人將希望寄託於中共。因此,統獨對抗逐漸激烈化、表面化,為日後的政局添一亂因。
在國府外交政策方面,行之已久的「漢、賊不兩立」原則逐步修正,以求生存。其要點是:對外默許雙重承認,對內則以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」與未來統一取代反攻大陸,而對中共亦逐漸軟化敵對態度。
1984年5月20日,中華民國第七任正副總統蔣經國、李登輝宣誓就職。1986年10月15日,國民黨中常會通過結束「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令」,並於1987年7月15日解除戒嚴,隨後並開放回大陸探親之禁令,象徵與中共敵對態度的軟化。
至於中共,在此期間未有實質的軍事攻擊行動,基本上仍採「一個中國」原則與各國建交,以孤立中華民國,並取得豐碩的成果。
(三)務實期:兩岸並存政策之採行(1988∼迄今)
1988年1月13日,蔣經國總統遽逝,副總統李登輝繼任,7月8日並當選國民黨主席。1990年,李氏當選第八屆總統,並在1996年之首度全民直選總統時又當選總統,於2000年卸任。李氏是臺灣第一個本地人國家元首,象徵外來政權之本土化,深具歷史意義。此外,李氏之掌權亦具實質意義。第一、他在位長達十二年,因而有足夠時間建立權威,實現理想。第二、他歷經日治與民國兩個政權,且為兼受日本、中國、美國教育之高級知識分子,對臺灣與中國的關係有其獨特的認知。因此,在其主政下,外交政策與兩岸關係發生根本的變化。
總括李氏之新政策,大致是:對內以「新臺灣人」為號召,企圖解決族群對立問題,將臺灣凝聚成一「生命共同體」,最終成為一獨立國家;對外則放棄「漢、賊不兩立」原則,推動「務實外交」;對大陸則逐步採行開放政策,同時由模糊的「未來統一論」走向「兩國論」。
他在1990年5月20日總統就職演說中,宣告將終止「動員戡亂時期」;兩年內修訂憲法;兩岸對等溝通,研討統一事宜。1991年5月1日,正式終止「動員戡亂時期」,稱「大陸目前是在中國共產黨控制下,此一事實吾人必須面對」,結束與中共的敵對狀態,並承認兩個「政治實體的存在」。1991年,國民大會全面改選;1994年修憲,改總統為直接民選,並於1996年實施,可說在法理上確立臺灣為獨立主權國。
然而在推動與大陸談判方面則進展有限,而其原因仍在「一個中國」問題至今無解。為了解開僵局,在李氏主導下,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、海峽兩岸基金會、大陸工作委員會等機構,展開與中共的對談工作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93年4月27日至29日的新加坡「辜汪會談」,辜振甫與汪道淵達成四項協議,因而被稱為「破冰之旅」。然而,由於「一個中國」難題依然無解,兩岸關係進進退退,在原地打轉。
李氏深知為了突破外交困境,臺灣必須走向國際,讓世界知道臺灣的存在,因此隨時掌握機會,出國訪問。他在1989年3月5日至9日出訪新加坡,李光耀稱他為「臺灣來的總統」。1990年後,又陸續展開「度假外交」足跡遍及中東、歐洲、美洲。其中,1995年回美國母校康乃爾大學訪問之行影響最大,引起中共之文攻武嚇,兩岸關係陷入低潮。1996年3月總統大選時,中共竟然進行大規模軍事演習,並對臺灣海域發射飛彈,情勢極為緊張。幸而美國立即派遣兩艘航空母艦赴臺灣近海監視警戒,終於有驚無險地度過危機。
此外,1993年起,臺灣亦進行重返聯合國的工作,但在中共的反對下,迄今未有進展。1999年,李登輝在大陸海協會汪道淵來臺訪談前,對外發表「特殊兩國論」,引起中共之聲討,汪氏亦取消臺灣之行,兩岸關係更為惡化。
2000年總統大選,民進黨的陳水扁先生當選。他有鑑於中共之威脅與國內之反對勢力,在就職演說中提出「四不一沒有」政策,宣示不主動尋求獨立之立場。然而,中共不信任他,採取「聽其言,觀其行」政策,在國際間則以高姿態隨時予以壓制,而在野黨亦不斷批判其主張,形成內外夾攻之局。此後,陳氏仍一再採取低姿態,對中共展現善意,但亦未獲積極回應。2002年8月,陳氏發表「一邊一國」論,再度引起中共與島內統派之抨擊。基本上,自主與民主的臺灣牴觸中國民族主義與共產政治體制,具有先天的不相容性,因此兩岸的對立赧以緩和。
兩岸之間儘管政治之問題無解,然而,經貿與人民往來則日益頻繁。臺商大量投資大陸,帶動其經濟之快速成長,中國亦取代美國成為臺灣的最大出口國。至於每年赴大陸旅遊之人數更是大幅度成長,對中國的發展貢獻極大。
綜言之,儘管臺灣已經採取兩岸並存的務實政策,然而,由於內有族群矛盾,外有中共的威脅,目前仍難以獨立主權國身分現身國際社會。未來能否脫困,仍在未定之天。 (下一單元)
導言
一、早期居民
二、十五世紀後東亞商路上之要地
三、荷、西殖民統治下之躍進
四、第一個漢人政權
五、滿清征臺與首度納入中華帝國版圖
六、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近代史
七、中華民國在臺灣的蛻變
八、華人民主國之首創:美麗島事件與政治奇蹟
九、國際危機與兩岸關係
十、回顧與展望





